爭議一：關于舉措利弊

　　支持者：“小姐”也是弱勢群體

　　有網(wǎng)友指出，艾滋病的擴散和蔓延已呈加速之勢，這將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不可承受之重。忽視艾滋病防治，我們將付出巨大代價。如果片面地只從法律、道德層面來解讀此舉，等到大家的稅錢、養(yǎng)老金、醫(yī)療保險等不得不被擠占用來防治艾滋病的時候，恐怕哭都來不及了。如果法律把公眾置于危險之中，那就不是良法；如果政府的管理忽視了公眾的利益，那就不是良治。大家別再掩耳盜鈴了，面對現(xiàn)實吧！

　　采訪中，也有不少市民認為，艾滋病的防御是防艾人員的義務，在他們無力阻止賣淫現(xiàn)象存在的情況下，保護社會的安全與穩(wěn)定就顯得更具有人性的色彩，總比那些光說而沒有實際行動的人強十倍。再說賣淫女也是弱勢群體，社會應當幫助她們，引導她們。向參與防艾工作的工作人員和義工致敬！

　　反對者：“高干隊”像“媽咪”幫兇

　　持反對意見的網(wǎng)友認為，此舉實在有縱容賣淫行為的嫌疑！他們不像話，防艾人員有必要這樣嗎？本來是從事一項高尚的工作，這樣做反而像是在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他們應該協(xié)助警察端掉淫窩。

　　持反對意見的市民則表示，“高干隊”隊員更像“媽咪”的幫兇，他們懂“行話”，勸“小姐”用安全套，免去了打胎、治療性病的麻煩，這樣可以幫“媽咪”更安全地賺更多錢。而且，“高干隊”還教小姐揣摩客人心理，“戴套能延長時間”，這不都成“勸嫖專家”了嗎？既然疾控人員有那么多專業(yè)知識，又有那么多智慧，既然能貼身奉勸“小姐”們戴套防艾滋病，為什么就不能把這些精力用在奉勸“小姐”們潔身自好、放棄賣淫呢？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爭議二：關于部門職責

　　目標不一矛盾出現(xiàn)

　　有社會人士認為，造成目前這種局面，與公安和疾控部門“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有關，疾控中心要實現(xiàn)的政策目標是防控疾病，而公安機關要實現(xiàn)的政策目標是治安秩序的穩(wěn)定，目標不一致難免會出現(xiàn)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兩部門不能各自為戰(zhàn)，而是要通力合作，協(xié)調(diào)立場。以預防艾滋病為例，就必須站在關系到國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高度來看待防控疾病的問題，鑒于賣淫嫖娼一時難以根除，從實際情況出發(fā)，從“以人為本”的觀念出發(fā)，就必須將疾病防控作為優(yōu)先目標。

　　雙管齊下有何不可

　　采訪中，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專業(yè)人士提出，看待這一問題應該轉(zhuǎn)變觀念，兩個部門的工作并不存在沖突。公安部門作為執(zhí)法機構(gòu)，用法律的手段制止賣淫嫖娼行為，而疾控部門從預防疾病的角度出發(fā)，推廣安全套，其實是疏導的方法。兩個部門各司其職，雙管齊下，減少賣淫嫖娼的危害，有何不可。

　　不如民間團體牽頭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蔡禾在接受采訪時提出，政府有責任預防疾病，也有責任打擊賣淫嫖娼。因此由政府牽頭進行高危行為干預，再由政府掃黃打非，會令其處境尷尬，頗有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覺。因此，高危行為干預與其政府出面做，不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或者以政府資助的形式，讓民間組織、社會團體牽頭做，可能效果一樣，但于情于理，更說得過去。

　　爭議三：關于法律空白

　　職務保密法規(guī)有空白

　　疾控人員在向性服務工作者推廣安全套時，通過摸查及直接接觸，掌握了大量娛樂場所從事色情業(yè)的資料，他們該不該向公安部門舉報？如果公安部門要求疾控人員提供“小姐”信息，他們可否為“小姐”保密？但如果提供了，疾控部門今后推廣安全套的工作沒有辦法進行，這樣的矛盾該怎么解決？

　　法律界人士認為，在一些國家，這種矛盾是可以解決的，疾控人員或醫(yī)生等，出于工作的需要，可以為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保密，但在我國“職務保密”方面的法規(guī)尚有很大的空白。

　　疾控人員有舉報義務

　　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法學院鄧定遠教師介紹說，根據(jù)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和《治安管理處罰法》，賣淫嫖娼在我國還是違法行為，疾控中心的行為盡的是預防職能，但其也有舉報賣淫嫖娼的義務。不過，如果說對方的賣淫行為公開化并且在此前已經(jīng)被處罰過，對方的身份信息也是公安機關提供的，甚至在公安機關的配合或要求下向這些人推廣安全套，就不存在知情不舉報了。但如果對方長期賣淫并且沒有被處罰而還向她推廣安全套，就有縱容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