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討論從表面上來看，屬于價值判斷，但缺乏理論意義。賣淫嫖娼是事實，艾滋病擴散也是事實。在兩個事實之間，人為地進行取舍，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目前，一些城市向賣淫嫖娼人員發(fā)放避孕套的做法，盡管可以減少艾滋病傳播，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賣淫嫖娼現(xiàn)象。這種分而治之的做法，雖然是一種無奈之舉，但確是一種違法行為。我國憲法和法律明確規(guī)定，任何公民都有舉報違法行為的義務，如果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員明知存在著賣淫嫖娼活動，而不向公安機關舉報，那么，其行為就違反了國家現(xiàn)行的法律規(guī)定。疾病控制中心的做法雖然情有可原，但卻沒有法律依據(jù)。有人認為，向賣淫人員發(fā)放避孕套，就像醫(yī)生為持槍搶劫犯罪分子包扎傷口一樣，是在履行人道主義的義務。的確，在治療的過程中，不能因為其是犯罪分子而放棄治療。但在治療之后，醫(y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有關部門舉報，防止犯罪分子脫逃。

　　當然，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在宣傳的時候，接受宣傳的對象并未實施違法行為。所以，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沒有舉報的義務。但問題在于，明知其即將從事違法行為，只是為了防止危害擴大，而采取疾病控制措施，那么，同樣會觸犯國家的法律，因為預防和阻止違法行為也是公民的義務。在社會干預活動中，教育、預防、救助、懲治缺一不可。國家權力機關在阻止違法行為的時候，不能各自為政，更不能像有些新聞媒體所評論的那樣，不同機關工作人員可以適用不同的規(guī)則，分別采取行動。

　　打擊賣淫嫖娼的執(zhí)法機關與疾病控制機關所面臨的困境，其實是我國的法律困境。我國法律嚴禁賣淫嫖娼，但是，在社會上卻存在著大量的賣淫嫖娼人員。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無非兩種：一種是徹底禁止各種賣淫嫖娼活動。疾病控制機關對于那些偶然發(fā)生性行為的人員，加強性病艾滋病的宣傳工作，并且采取措施防止性病艾滋病的擴散。對那些賣淫嫖娼人員，應當采取更加有力的干預行動，通過限制其人身自由，防止其繼續(xù)從事營業(yè)性的性交易活動，從而阻斷性病艾滋病的傳播。另一種則是適當開放性交易活動，在特定的場所，通過登記注冊的方式，對從事性交易的工作者進行職業(yè)健康檢查，防止性交易傳染性病和艾滋病。

　　當前在執(zhí)法過程中出現(xiàn)的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不但損害了法律的尊嚴，而且擾亂了人們的價值判斷。既然法律不允許賣淫嫖娼，那么任何國家權力機關都應該采取措施打擊這種行為，不能一方面采取打擊措施，另一方面卻養(yǎng)癰遺患。所謂的“次優(yōu)選擇”，只不過是執(zhí)法機關減輕自己責任的遁詞罷了。在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前提下，任何公民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必須積極履行法定的義務，向有權機關舉報賣淫嫖娼行為，從根本上消除這種丑惡現(xiàn)象。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那么應當修改法律，在特定的地點設立專門的交易場所，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人員常駐此地，隨時進行疾病監(jiān)控和防治工作。在教育、預防、救助、懲治等各個環(huán)節(jié)，法律的價值取向應當是統(tǒng)一的，法律規(guī)范指向的目標應當是清晰的，決不能分而治之，更不能各取所需，從而削弱法律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