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家貴陽的星級酒店,門廳的樓下是桑拿浴室。為了能順利進行調查,調查組事先與酒店有關負責人進行協(xié)調,桑拿浴室的承包者極不情愿地為我們打開了大廳的一扇門。在穿過一條狹窄的過道后,我們進入一間包房,在這間燈光昏暗的房間里十多個20歲左右的“服務小姐”擠在大床上無所顧忌地望著我們嬉笑。

　　問：你知道什么叫HIV嗎？

　　答：HIV？是艾滋病？

　　問：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意思。

　　答：你是說，沒發(fā)出來？

　　問：對啊，沒發(fā)出來，看上去都跟正常人一樣，其實會傳染。

　　問問題的是上海社科院HIV／AIDS研究中心主任夏國美的助手，一個中年黑臉微胖的訪問員。他的訪談對象A�焌nswer�犑撬�謂的“小姐”。他本來想了解這些小姐對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但訪談在一家“休閑洗頭店”進行到一個小時后，小姐忍不住向他抱怨：

　　A：我們掙這幾千塊錢，別人好像我們掙錢很容易似的，什么人都要宰我們。

　　Q：人家又不知道你在洗頭店上班……

　　A：馬路對面賣菜的，看我們過去買菜，也要宰我們。

　　Q：是嗎？還有什么人宰你們？

　　A：還有像隔壁超市的，我們過去買東西，那幾個女人兇得要死，好像我們是做雞的。

　　他多次告訴她，自己是做研究的。

　　Q：好了，今天就這樣了，現(xiàn)在你知道我們是做什么的了嗎？

　　A：好像是什么什么研究，對了，推銷避孕套？

　　Q：那跟艾滋病有什么關系��？

　　A：用避孕套防止傳上艾滋病�。�

　　夏國美承認，這樣處變不驚的成熟助手很難得。為了研究小姐這個人群對艾滋病防治知識的了解，也為了探索對這個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進行行為干預的路徑，她和助手在小姐中做了760份問卷和多次訪談。本打算做更多的訪談，但能夠操作這樣高難度訪談的人選始終是個瓶頸。

　　“而這樣的訪談對行為干預來說，還只是第一步。”夏國美說。

　　夏國美語調中透出焦慮：“城市里針對高危人群的行為干預遲遲不能有效推行，這是中國艾滋病防治的致命欠缺。我很擔心�！�

　　20年：瓶頸何在？

　　Q：客人不肯用套，又多給些錢，你剛才也說了，不用套會傳病，是啊，那怎么辦呢？

　　A：做也做了，能多掙些錢，也顧不上那些了。

　　……

　　Q：(如果)送些小冊子什么，說些關于艾滋病的事怎么樣？

　　A：那不要緊，而且各個發(fā)廊都發(fā)，就當保健品廣告那樣，那不要緊。

　　Q：小姐會看嗎？

　　A：會看的。

　　Q：小姐知道艾滋病什么嗎？

　　A：就知道艾滋病，挺嚇人的，到底怎么個事情，說不清楚的。

　　Q：為什么，你剛才不是說你看電視嗎？

　　A：現(xiàn)在在發(fā)廊做，9點多就開門了，要做到晚上一兩點甚至兩三點，不看什么電視。

　　中國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發(fā)現(xiàn)至今20年，血液和母嬰傳染通過政策基本得到控制，但吸毒、多性伴、男男性行為和商業(yè)性交易中的艾滋病防范，因為行為干預的缺乏，一直進展緩慢。缺乏成熟的工作人員并非城市行為干預不能進行的主要原因。經過20年運作，那些制度性瓶頸已經充分凸現(xiàn)。

　　“中國正面臨艾滋病廣泛流行的臨界點，導致艾滋病更大規(guī)模流行的社會因素普遍存在�！�2005年艾滋病日兩周前，夏國美發(fā)布題為“中國艾滋病預防模式研究”的報告，言簡意賅地說，中國應該轉變艾滋病預防模式。

　　她將現(xiàn)有艾滋病預防模式稱作基于“國家控制”的“打擊和干預相結合”模式。她認為，由于一系列觀念和制度設計上的障礙，這一模式在行為干預領域遲遲不能突破。

　　20年來，中國政府主導的艾滋病預防模式并非一成不變，專家公認，1984年到1994年中國采取的是“對外抵御、對內嚴打”的模式。夏國美認為，從1995年到2001年，國務院和衛(wèi)生部通過頒布10部主要法規(guī)，構建了“打擊和干預相結合”模式，到2003年，又開始實施針對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關懷”政策和“艾滋病綜合防治示范區(qū)”、“降低艾滋病危害策略”策略，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模式的核心是艾滋病防治中的“國家控制”。

　　“‘國家控制’意味著對高危行為(吸毒、賣淫嫖娼、男男性行為)的懲罰性政策；意味著以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各地衛(wèi)生部門完成下達指標；對感染者、病人以及受影響人群，‘控制’意味著政府主導的檢測和教育�！毕膰�美說。

　　基于“國家控制”的防治體系效果如何？

　　“在國際上，控制艾滋病由升到降的時間，澳大利亞用了5年，病勢兇猛的美國用了14年，經歷曲折的泰國用了12年。而病例出現(xiàn)最遲，有大量國際經驗可以借鑒的中國已經20年了，艾滋病流行的上升趨勢卻絲毫未減�！毕膰�美說。

　　鑒于這種艾滋病流行態(tài)勢，在“國家控制”的一貫邏輯下，中國艾滋病防治政策具體思路又一直搖擺不定。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楯說，中國歷年有關艾滋病的法規(guī)中的思路和表述盤根錯節(jié)、前后矛盾。夏國美認為，這反映出國家公共政策始終在保護型模式(鼓勵和幫助邊緣化人群改變不安全行為)和懲罰型模式(施以更加嚴厲的打擊)之間搖擺不定的兩難心態(tài)。

　　2001年頒布的《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guī)劃實施指導意見》中提出，“向具有高危行為的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和行為干預已被世界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是有效的。應實事求是地理解防治工作中治本的長期性和防病任務的緊迫性。要嚴厲打擊嫖娼、賣淫、販毒、吸毒現(xiàn)象，進入深入的法制、道德和健康教育，同時，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支持在高危人群中宣傳共用針管注射毒品可能引起艾滋病的危害以及推廣使用避孕套等防護措施�！�

　　這一有關“長期性和緊迫性”的矛盾表述被認為實質上回避了矛盾：“嚴厲打擊和高危人群干預作為兩項政策是互相矛盾的，這種防治思路中的矛盾使中國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在行為干預這一核心環(huán)節(jié)上難有實質性進展�！毕膰�美說。

　　驗證政府對這一高危人群是否存在高效的干預途徑，是夏國美主持進行與小姐訪談的目的之一。她的結論相當悲觀�！啊畤�家控制’的防治模式在高危行為干預領域先天不足�！�

　　政府不能做什么？

　　Q：你覺得艾滋病和性病有什么區(qū)別嗎？

　　A：有的，性病是能治好的，而它是治不好的。

　　Q：如果我們每月付你大約800元的工資，請你幫助說服你的同伴，教她們怎樣保護自己，不被傳染上病，你愿意嗎？

　　A：只要我能做到，我愿意。因為我認為一個人賺錢是重要的，但身體更重要。

　　中國政府一直在嘗試行為干預的可能。從2004年開始，各級疾控中心都成立了“高危人群干預工作隊”。這個被專家們簡稱作“高干隊”的組織，擔負著對娛樂場所、吸毒人群、男同性戀人群進行行為干預的任務。

　　然而，夏國美各地考察發(fā)現(xiàn)，“高干隊”必須以少量的編制面對著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巨量而艱難的工作�，F(xiàn)在衛(wèi)生部給“高干隊”的編制是：縣級工作隊6-12名，地(市)級6-8名，省級6-8名。接受夏國美的團隊訪問的小姐，都沒有接受過任何關于艾滋病的針對性干預�！啊�高干隊’的人數對一個城市的行為干預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毕膰�美說。

　　“很多小姐與工作場所的關系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小姐附屬于工作場所。實際上，普遍由皮條客提供給娛樂場所的小姐們‘事’無定所，一直是流動的。很多娛樂場所提供給衛(wèi)生部門的工作人員名單上沒有小姐的名字。這時候防控面對的是一團虛空�！毕膰�美說，“這種隱形的、地下的和類似黑社會的關系模式，不是現(xiàn)有的疾控模式所能涵蓋的�！�

　　政府主持行為干預更難解決的問題是角色沖突�！皧蕵穲鏊�100%使用安全套項目”引發(fā)的廣泛爭議，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反復申辯這一政策與“打擊賣淫嫖娼沒有抵觸”。夏國美為此再三呼吁，中國大陸的行為干預應該重視文化背景一致的香港的經驗。

　　夏在報告中提到，“香港民眾對那些選擇背離主流社會價值的行為(如賣淫和吸毒等)或生存方式(如同性戀)的邊緣群體，也并不都能表現(xiàn)出寬容態(tài)度。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如果政府部門直接介入對邊緣群體的保護型的行為干預，不僅容易導致公眾的誤解，沖擊社會倫理規(guī)范，而且會將政府卷入文化對抗、價值沖突和社會矛盾的協(xié)調難題，所付成本很高�！�

　　香港為此采取的方式是政府制定政策，建立基金會，鼓勵企業(yè)捐贈，同時由非營利組織開展預防工作。

　　“由非營利組織承擔工作既合乎倫理，也容易贏得邊緣化和易受傷害人群的信任與合作。這樣，政府不必直接面對性、吸毒、賣淫行為等負面態(tài)度的挑戰(zhàn)。”夏國美說。

　　Q：你這兒有出臺的小姐嗎？

　　A：我們不出臺。

　　Q：那跟客人熟了，客人請去吃飯？

　　A：那有的。

　　Q：那如果開房間呢？

　　A：……跟客人關系好了，一起開房間，這跟出臺不一樣。

　　Q：怎么不一樣？

　　A：出臺是談好價錢才做的，我們這里如果跟客人開房間，那是關系到位了，才一起開房間，不是出臺。

　　雖然夏國美的助手在訪談中常會出示自己的工作證，但是老板和小姐還是常常懷疑他是警察、記者或者避孕套推銷員。被拒絕和流產的訪談，遠遠多于成功進行的訪談。而訪談的后果是一團困惑。

　　“訪談了幾次，我很困惑，我面對的究竟是不是商業(yè)性交易呢？”

　　“我問他們有沒有男朋友，結婚沒有。后來我發(fā)現(xiàn)，我說的‘男朋友’和她們說的‘男朋友’的意思并不相同。她們說的‘男朋友’，更多時候是一種介乎熟客和情人性質的關系。一個小姐會有幾個“男朋友”，但她們并不是一手交錢，一邊發(fā)生關系。她們會出去玩，買些東西，和一般男女朋友之間的交往并沒有什么區(qū)別。這個時候，他們也會有性關系發(fā)生�！�

　　開始他將這種說法理解成一種托辭�！拔疑踔料耄�哎呀，你做了就說你做了嘛，我又不會說出去的�！钡�夏國美提醒他，不要糾纏于“商業(yè)性交易”的定義。

　　“我的觀點是，是不是商業(yè)性交易并不重要，而是實際上她們處在一個多性伴的網絡之中，處在一種行業(yè)性的性網絡之中。這時候她們對性安全、對安全套使用等話題的認知，與她們的安全意識和拒絕能力緊密相關。如果這個網絡無從獲得艾滋病的知識，從不談及行為的風險，那么她們的行為改變就會變得很難。”夏國美說。

　　這位訪問員將自己的困惑理解成：一旦用小姐們的方式想問題，這個世界的價值判斷就會不同。

　　對夏國美來說，價值立場轉換帶來的困惑，是良好行為干預的前提。在CDC這樣官方行為干預的組織中，不乏有工作人員痛恨那些有性交易行為、吸毒行為的人——這些人正是他的工作對象。但根本問題還在于，“高干隊”模式是一種被動的干預�！案深A有懲罰性的和強制性的干預，也有保護性的和自愿性的干預”，夏國美說。民間組織的干預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的。這決定了它們在價值觀念上的差別。

　　“對于非政府的組織來說，要進入到干預環(huán)節(jié)中去是很困難的，它需要接觸、說服、溝通。但這個環(huán)節(jié)對能否取得信任乃至于改變工作對象的行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夏國美說，“‘高干隊’通常采取的快速進入、發(fā)放資料和課堂式教育的成效，很難評估。”她因此提出：行為干預是艾滋病防治的關鍵，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又是打破干預瓶頸的關鍵。

　　“國際經驗都認同，民間組織在行為干預中比政府的效率更高�！辟Y助者的審核和評估逼著民間組織用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夏國美說�煛懊耖g組織是有競爭的。如果它的效率低下，就會被淘汰，這種機制是政府行為不具備的。”

　　“很少有國家的行為干預完全是由政府來做的。泰國是的。一度成效顯著，但是一旦政府有所放松，立刻劇烈反復。這個教訓絕對深刻。而通過社團做的，比如澳大利亞的吸毒人群社團和美國的同性戀社團在艾滋病防治中起到的作用是顯著而常效的�！�

　　夏國美的理想是構建一個“國家——公民社會——國際社會”有效合作的模式。而現(xiàn)實是，中國艾滋病防治模式在觀念層面搖擺于保護型模式和懲罰型模式之間，在行為干預領域受制于民間草根社團注冊和運作的體制瓶頸。

　　所謂“瓶頸”，意味著議論指向已經從“要不要改變(現(xiàn)狀)”延伸到“不得不改”和“怎么改”的層面。

　　“我在等�！毕膰�美說，“很多人都在等�？煲�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