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節(jié)給父親送避孕套，的確聞所未聞，也不免讓一些人感到吃驚和荒唐。不過，在筆者看來，我們顯然不能只盯著幾盆小小的避孕套，更要想想這名大三學生為什么要給父親送避孕套，某種意義上，不正既表達了這名大學生對父親更高層次的呵護，同時，又說明這名大學生不回避現(xiàn)實，更重要的，還體現(xiàn)了其對社會的一種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嗎?

　　說到表達了子女對父親更高層次的呵護，不能不提到著名演員濮存昕，其于2008年某日在深圳愛滋病宣傳活動上的一句“將一盒安全套放在女兒的行李箱”，在網(wǎng)絡上引起了巨大爭議。針對網(wǎng)友的質疑，濮存昕回對網(wǎng)友：“這僅僅是我作為一個父親，愛護女兒的一種做法�！�(《新安晚報》2008年11月14日)廈門這名大三學生送給父親幾盒避孕套，與濮存昕“將一盒安全套放在女兒的行李箱”，可謂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一個是父親送安全套給自己的女兒，一個則是兒子送避孕套給自己的父親;一個是公眾人物，一個是普通大學生。

　　如果說，作為公眾人物的濮存昕送給女兒安全套，“這僅僅是我作為一個父親，愛護女兒的一種做法�！保�顯得有點謙虛——畢竟他當時還肩負著深圳市“防艾”形象大使的公益使命，也就是說他不僅要給天下父母作出榜樣，而且有責任和義務在青少年中宣傳性知識，向他們傳播健康文明的性觀念，呼吁大家正確使用安全套保護自己，那么，廈門這名大三學生送給父親避孕套，豈不同樣體現(xiàn)了某種社會責任?事實上，已經(jīng)證實的艾滋病的和梅毒傳染途徑其核心都是通過性傳播，何況，正如這名大三學生所言：“現(xiàn)在社會這么開放”，于是，為了避免父親缺乏正確的性觀念或“誤入歧途”，以至害己害人危害社會，不如本著對自己家人與社會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送給其父親幾盆避孕套以防萬一。

　　遺憾的是，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時下包括一些號稱思想解放的大學生，仍抱著“為尊者諱”的封建觀念，一說到子女送父母安全套或避孕套，要么羞羞答答，要么視作洪水猛獸，要么干脆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諸不知，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性病又在我國死而復生，特別是梅毒發(fā)病人數(shù)大大增加，發(fā)病人數(shù)急劇上升。而艾滋病不僅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已引起世界衛(wèi)生組織及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甚至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越來越迅猛，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社會的發(fā)展，已成為威脅人們健康的第四大殺手。在這樣殘酷的事實面前和時代背景下，廈門這名大學生送給父親幾盆避孕套，不是既是一種振聾發(fā)聵的觀念更新，同時，又具有一種對人類的健康和社會的發(fā)展高度負責的態(tài)度嗎?

　　鑒于以上，愚以為廈門這名大學生于父親節(jié)期間送給其父親幾盆避孕套的做法，不僅值得鼓勵，更應在大學生中乃至全社會推而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