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語頻道的一位美籍主持人就中國性觀念變遷的問題采訪我時，我們談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上彌漫的反性禁欲氣氛，我分析，這種性氛圍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宋明理學以來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反性禁欲這一歷史原因；二是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革命團體在草創(chuàng)時期所形成的比一般社會人群更為嚴苛的道德標準和性行為規(guī)范。在新中國建立之后，這一規(guī)范被推廣到一般人，因此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反性禁欲氣氛。性被視為一件與高尚道德情操相對立的事情，二者是此長彼消的關系。談到這里，主持人對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難道不可以既喜歡性同時又是一個高尚的人嗎？我的即時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一個人可以既喜歡性同時又很高尚。但這只是一個感覺，一時說不出理由。這幾天，這個問題一直在心中縈繞不去，以下是思辨的兩個主要結果：

首先，將人的性欲與高尚情操對立起來并非中國文化和革命文化所獨有的現(xiàn)象，世界各國的許多宗教也是這樣的。例如，尼采就批評過基督教的反性禁欲傾向，他指出：“認為一件事是壞的就是使它成為壞的�！�—如果我們認為某種激情是邪惡的和有害的，它們事實上就會變成邪惡的和有害的�；�督教就是這樣通過每當信仰者春情發(fā)動時所感到的良心的折磨，成功地把愛洛斯（愛神）和阿佛洛狄忒（美神）——所到之處理想的光芒閃爍和能夠點石成金的偉大力量——變成了窮兇極惡的魔鬼和幽靈。把人類必然的和經(jīng)常發(fā)生的感情變成內心痛苦的一個源泉，并通過這種方式使內心痛苦成為每一個人類存在的家常便飯，這難道還不令人震驚嗎？……性愛與同情感和崇拜之情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即一個人通過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時也給另一個人以快樂，這樣一種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見！”

在這里，尼采盛贊了愛神和美神以及性愛，把它視為人類世界中罕見的仁慈的事物。因為人世間常見的事情是如果一個人快樂了，另一個人就會痛苦，比如說權力、金錢的爭奪與得失。而性愛是一個美好的例外，一個人的快樂也導致另一個人的快樂，而非痛苦。然而，基督教卻把這稀有的快樂變成人的痛苦，把愛神和美神變成魔鬼，把人的自然沖動變成罪惡，變成人應當為此感到羞慚的東西。

長期以來反性禁欲的社會氣氛把人的性欲視為洪水猛獸，把它與人的高尚情操對立起來，所以我們才會認為，一個喜歡性的人必定是低俗的；而一個高尚的人必定是不喜歡性的。一旦性愛在我們的觀念中從壞事變成了好事，我們就永遠地擺脫了內心的矛盾、痛苦和折磨，我們的性文化、性觀念和性法規(guī)就全都能夠理順了，而一個喜歡性的人也就可以同時又是一個高尚的人了。

其次，男女雙重標準問題。在反性禁欲的氣氛當中，男人如果喜歡性似乎尚可原宥，女人如果喜歡性那簡直就是罪大惡極了。我們的社會就像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一樣，性對所有人都是低賤骯臟卑下的，對女人尤其如此。在維多利亞時代，一位尊敬妻子的丈夫是會盡量不用骯臟的性行為去玷污妻子的，他寧肯去找專門從事性服務的女人，因為她們下賤。在中國，女性的性愉悅從來是一個不可伸張的權利，許多女人以性欲低下為榮，以喜歡性為恥。一項2004年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60至64歲年齡組的女性當中，一生從未體驗過性高潮的比例高達28%，而這個比例在西方各國沒有超過10%的。這說明，中國女性的性愉悅一度是一個受到打壓的價值。如果說性欲與高尚在男性那里是對立的，那么在女性那里就更加水火不容。即，你要么是一個討厭性的好女人；要么是個喜歡性的壞女人；要么是一個克制性欲的高尚女人；要么是一個放縱性欲的低賤女人。二者必居其一。社會上當然有一些喜歡性的女人，但是她們往往被人側目而視。木子美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如果將她暴露了一些人的隱私這一點忽略不計，她活脫脫就是《欲望都市》中的薩曼莎。后者完全是一個熱情奔放的正面形象，而木子美卻差點被人們的唾沫淹死。

總之，在一個不再反性禁欲的社會當中，一個喜歡性的人完全可以是一個高尚的人。人的高尚與低賤有很多標準，比如一個行善的人是高尚的，一個作惡的人是低賤的；一個誠信的人是高尚的人，一個欺詐的人是低賤的；一個利他的人是高尚的，一個自私的人是低賤的。然而，一個人喜歡性還是不喜歡性卻不會成為人的高尚與低俗的標準。換言之，一個高尚的人可能是喜歡性的或者是不喜歡性的；而一個低俗的人也可能是喜歡性的或者不喜歡性的。這就是我在經(jīng)過一番思辨之后對那位主持人提出的問題的解答。